爱游戏AYX登录入口:1944年日军逼气象专家交出53年数据开价薪5000大洋加洋房汽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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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44年4月的天津日军宪兵队，面对月薪5000大洋、华北气象局局长职位、洋房汽车的诱惑，气象学家吴树德的回答只有这两个字。

　　会议桌旁坐着十几位工程师，桌上摊开一份份水文报告。主持会议的李书田翻开议程。

　　坐在角落的吴树德站起身，微微欠身。那年他33岁，戴着圆框眼镜，身材清瘦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。

　　「我明白。」吴树德推推眼镜，「华北的旱涝关系着几千万人的生计，马虎不得。」

　　李书田拍拍他的肩膀：「你是北洋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，又在水利委员会干了十年，这事交给你，我放心。」

　　吴树德走出会议室，沿着海河边往测候室去。秋风从河面吹来，带着潮湿的气息。他想起十年前刚从北洋大学毕业时的情景。

　　1917年华北特大水灾淹没了104个县，3.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泽国。京汉、京绥铁路多处中断，死亡人数达23万。

　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银元。海河、永定河同时决口，北京、天津、保定三地告急。当时北洋政府派熊希龄负责善后，带着北洋大学的几十名工程师赶到现场，光是测绘受灾地形图就用了八个月。随后成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，专门负责华北水患治理。

　　「出国学成回来，至少要等五六年。这五六年里，又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因为水患流离失所。中国的事，等不了，得中国人自己干。」他当时对父亲说。

　　测候室设在水利委员会大楼的三层。吴树德推开门，屋里摆着几台仪器，都是从国外买来的。温度计、气压计、雨量筒，还有一台风速仪，都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产品。一台风速仪的价格，抵得上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。

　　他要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——系统研究华北地区的气候规律，找出旱涝的根源。

　　每天清晨六点，他准时来到测候室，记录温度、气压、风向、风速。中午十二点再记一次，下午六点第三次。一年365天，从不间断。

　　即使是除夕夜，吴树德也会在测候室里守到午夜，记录完最后一组数据才回家。1933年腊月二十九，他发着高烧，依然坚持来测候室。助手劝他回去休息，他只说了一句：「数据比命重要。」

　　1934年，他在《华北水利月刊》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《华北干旱之原因》。文章里详细分析了华北地区夏季多雨、冬季少雨的气候特点，并指出干旱的最终的原因在于季风系统的变化。

　　这篇论文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。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竺可桢看到后，专门写信给吴树德，称赞他的研究「填补了华北气象学的空白」。

　　每一篇论文都基于大量的观测数据。吴树德的办公桌上，堆满记录本。他用毛笔把数据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，然后绘制成曲线年的一个冬夜。

　　测候室里只有吴树德一个人。桌上的煤油灯跳动着暗黄色的火焰。他正在整理天津从1887年到1939年的降水量数据。

　　为了核对这一些数据的准确性，吴树德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。他把每一年的数据都重新计算了一遍，发现其中有七处记录错误。有一处是1902年8月的降水量，原始记录写的是182毫米，实际应该是128毫米。就是这54毫米的差距，如果不纠正，整个周期推算都会出问题。

　　吴树德拿出一张白纸，开始绘制曲线。笔尖在纸上移动，一条波动的曲线慢慢显现。

　　那天，竺可桢走进意租界的测候室，见到吴树德。两人都是北洋大学的校友，虽是初次见面，却一见如故。

　　「树德，你这个降水周期的研究，非常有价值。」竺可桢说，「我在欧洲留学时，见过类似的研究方法，但你用的是中国自己的数据，更有说服力。」

　　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。竺可桢临走时，握着吴树德的手说：「天津沦陷后，你还能坚持科研，实属不易。有你这样的人在，中国的气象学就有希望。」

　　1938年，一台德国进口的自记风速仪在运输途中摔坏了。吴树德向水利委员会申请经费再买一台，得到的答复是：「经费紧张，暂缓购置。」

　　第二天，吴树德拿出自己的积蓄，买了铜片、齿轮、发条等零件，开始自己设计制作。

　　三个月后，第一台国产风向自记仪诞生了。精度不比进口的差，成本却只有十分之一。

　　他用一支铅笔在转动的纸筒上自动记录风向的变化。又研制了喷出式灰尘计和沉淀式灰尘计，用来测量空气中的尘埃含量。

　　农历七月初七。日军从海光寺、老龙头火车站两个方向进城。下午三点，第一批日本兵出现在海河边。吴树德站在测候室的窗口，看着对岸升起太阳旗。

　　街上的商铺纷纷关门，行人四散奔逃。有人推着独轮车，车上堆满行李。有人牵着孩子，连滚带爬往租界方向跑。

　　吴树德坐到桌前，翻开记录本，提笔写下日期：1937年7月29日。然后是温度、气压、风向、风速。

　　李书田临走那天，水利委员会大楼里只剩下不到十个人。原本三百多人的机构，走了九成。档案室里的资料装了二十多箱，用五辆卡车运走。

　　「从1887年英租界设立测候所开始，到现在整整50年，每天三次观测，从未中断。这是华北唯一连续半个世纪的完整气象记录。一旦断了，以后谁还能研究华北的气候规律？谁还能预测旱涝？」

　　起初，日军并没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测候室。吴树德继续每天观测记录。但很快，问题来了。

　　租界在海河北岸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。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天津，但对租界还有所顾忌。

　　搬迁那天，正值盛夏，气温超过35度。吴树德和两个助手从早上六点开始搬运，一直干到傍晚。最重的是那台德国风速仪，重达八十斤，三个人抬着，走一段歇一段。

　　电报很简短，只有几十个字。比如1940年7月15日的电报：「津城晴，气温32度，西南风3级，气压1012百帕。」

　　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关系重大。重庆方面依据这一些数据，可以判断华北地区的气候变化，安排相应部署。

　　「吴先生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」军官的声音很冷，「向重庆发送情报？这可是死罪。」

　　「气象数据？」军官冷笑，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一些数据的用途？重庆方面可以根据天气情况，判断我军的行动计划。」

　　军官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挥挥手：「放了他。但是，吴先生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如果再让我们得知你向重庆发报，后果自负。」

　　金海洋是天津本地人，父亲是海河边的一个船工。小时候家里穷，金海洋只上到初小就辍学了。后来在码头当搬运工，被水利委员会的一个工程师看中，介绍进了测候室当勤杂工。

　　吴树德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学历不高，但脑子灵活，手也巧。教他认气象仪器，一学就会。1935年，吴树德正式收他为助手，教他观测记录。

　　于鸿猷则是吴树德的远房侄子。1938年从北平逃难到天津，吴树德把他留在测候室帮忙。于鸿猷高中毕业，有一定的数学基础，很快就能独立完成气象观测了。

　　三个人在测候室里，关系像家人一样。吴树德负责研究分析，金海洋负责仪器维护，于鸿猷负责数据整理。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。

　　每天晚上，三个人会在测候室里喝茶聊天。吴树德给他们讲气象学的知识，讲季风的形成原理，讲降水周期的计算方式。